客觀來講，在過去二十年來，中國取得了很多令人矚目的創新成果。假如以專利的數量作為指標，來衡量一個國家的創新水平，中國近二十年來有一個指數級的增長。
1995年，中國每年大概申請200多件專利，到了2020年，我們第一次超越美國，成為全世界第一大專利國，近三四年來一直保持領先。從數量來看，中國算是一個創新大國。
但是我們創新的質量怎么樣呢？還遠遠不夠，在很多方面，我們的技術還很落后。為什么？
因為創新本身非常困難，從本質上講，創新是對未知路徑、未知方法的探索過程，是從無到有、從零到一的過程。
和創新對應的是常規性的工作，它是對已知方法、已知路徑反復應用。絕大多數人做的絕大多數事情，都是常規性的工作，按部就班就行了。
但是創新不一樣，你要找到一個新的路徑和方法，所以假如用常規的方法，比如績效工資來激勵創新，是無效的。
比如我讓一個科學家發明一種新藥，花了10年時間、大量的人員和資金投入，但是10年后他告訴我，對不起，我創新失敗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很難區分，到底是這個科學家沒有努力工作，還是因為研發新藥的不確定性太大、風險太高所致。
所以，怎么激勵創新？
觀念是這樣的：在短期內必須對失敗高度容忍，在短期里對創新成功給予高額的回報，這樣的一個契約組合，能更好地激勵創新。
分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維度
微觀更加關注企業的要素，研究企業的戰略、企業的特征能怎么更好地激勵創新；
中觀研究的是這個市場，看金融市場發展路徑的優化，如何來激勵創新；宏觀更加關注金融的制度，從金融制度頂層設計的變革，比如金融監管、法律、文化這些層面，來研究怎樣更好地激勵創新。
怎樣激勵創新，我認為很重要的是這樣幾條：
第一，容忍失敗的文化氛圍。
要想創新，短期內必須對失敗高度容忍。很多企業在創業之初就死掉了，那么，對于一個優秀的創新團隊來說，假如它失敗了，是一棍子打死，還是給它第二次機會？
學術研究發現，應該給它再來一次的機會，這對創新具有高度的正面作用。
很多連續創業者，第一次創業失敗了，但是你看他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創業，成功概率是往上走的，因為他知道原來為什么失敗，在哪兒跌過跟頭，所以他能總結前面的經驗，很終達到高峰，這是我的核心邏輯。
企業風險投資
說到激勵創新，必須說到一種嶄新的創投組織形式，企業風險投資，又叫CVC。
VC，也就是傳統風險投資。企業風險投資和紅杉、今日資本、軟銀這樣的傳統風險投資是不一樣的，它的資金來源，是背后的母公司，它可以叫做戰略投資部，或者行業投資部，叫什么名字沒關系，實質都一樣。
做風險投資主要的目的就是賺錢。確實，對于傳統的風險投資來說，能投賺10倍的項目，絕不可能改投只賺9倍的項目。
但是企業風險投資就不一樣了，它的主要目標，不完全是財務回報，而是通過早期投資，為母公司的戰略布局服務。比如說幫助母公司進入新興的產業領域，像云計算、大數據等等，這是非常重要的。
美國的很多大企業，比如說英特爾、谷歌、通用、微軟、戴爾、甲骨文都在做CVC。
咱們國內也有很多大公司在做CVC，比如說騰訊、阿里、百度、聯想、復星等等。
現在小企業創業，尤其是在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這些高科技領域里，企業創業到一定階段，你就要站隊了，你要決定你的企業到底姓馬，還是姓馬，說白了，就是你得決定你的企業到底拿騰訊的錢，還是拿阿里的錢。
我們反過來看，這句話代表了什么？代表了騰訊和阿里在早期投資的CVC投資領域非常有份量。
中國的風險投資存續期一般是5到7年，美國大概10到12年，不論多少年，風投總有結算的時候，總有退出的壓力。
但是企業風險投資就不一樣了，它不用到外面去募資，基本上用的都是企業的資金，沒有退出壓力，所以存續期非常短，它就可以投非常早期的項目，非常耐心地答應企業不斷試錯，并且源源不斷地投入大量資金，這就很符合激勵創新的特點。
比起傳統風險投資支持的企業，CVC的創新水平和創新的質量相對都要高一些，背后很重要的邏輯，就是CVC比傳統的風險投資對于失敗的容忍度會更高。
現在的技術進步非常快，不像過去，一個祖傳秘方和專利就能雄霸市場二十年，這種情況已經不復存在了，那么，你如何在競爭當中領先對手半步？
CVC是很好的方法之一。同時，對于小微企業來說，CVC又解決了它們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雙贏的方法。
但是，國內的 公司普遍有大量的現金趴在賬上，要么做房地產，要么買理財產品，在金融領域空轉，卻沒有下沉到實體企業去，這是非常可惜的。
國內像BAT這些頭部企業，做CVC做得很早，它們已經走得很遠了，但是那些腰部的企業還沒有意識CVC的重要性。
人力資本
對于創新的貢獻，人力資本是組織資本的6倍。
有句話說得好，21世紀什么很重要？
人才。
所以，對于人才，企業必須要有正確的人力資本政策，來實現對短期失敗的容忍，和對長期創新的高度激勵。那么，這個人力資本政策是什么樣的呢？我們發現股權激勵，尤其是期權激勵是一個非常好的手段。
你可能已經知道，期權是以說好的價格來購買公司的股票，比如說公司招一個CEO，給他一個期權：未來他能以10元價格來買公司的股票，買1000萬股。注重了，這是一個權利，不是義務。假如你不買，沒問題。
那么你想，當我雇這個CEO的時候，公司的股票一定比10元來得高還是低？一定是來得低。比如可能是8元一股，這個時候，期權就是一堆廢紙，沒人會花10元買8元的股票。
但是，假如CEO通過努力工作，創新成功，公司的股價漲過12元，這時期權就有了價值。為什么？因為CEO可以用10元價格，買1000萬，然后轉手到市場上去，以12元賣掉，從中大賺一筆；當然，假如他創新失敗，股價跌到3元、5元，那么他的期權還是一堆廢紙，不過CEO沒有實質性的損失。
明白了吧？這就叫期權，它代表了對創新失敗的容忍，但假如創新成功了，期權就有了價值，能給CEO豐厚的回報，這樣的一個組合，能更好地激勵創新。
反敵意收購
門口的野蠻人能夠讓公司高管兢兢業業為企業服務，它是企業外部治理非常好的手段，比如在聞名的“寶萬之爭”里，誰是所謂的“門口的野蠻人”？是寶能，因為它在萬科治理層不同意的情況下，要強行收購萬科。
但是，當我們切換到創新這個視角時，對敵意收購的看法就不一樣了。
像前面說的，創新是漫長的、失敗率非常高的投資活動，所以我們需要把企業高管很好地保護起來，讓他們能夠專注于長期投資，而不會受到短期資本的干擾，不用擔心腳下的岸礁和背后的冷箭。
從這個角度來看，門口的野蠻人對創新是有負面作用的，因為，當你知道門口時時刻刻有野蠻人覬覦的時候，作為高管，很難沉下心來投入創新。他們可能會更加關注短期投資，而不愿意去做長期的創新。
所以，很多公司在章程里設置反敵意收購條款，把公司高管保護起來。現實中有很多反敵意收購條款的例子，比如“AB股”，A股發給外面的投資人，一股一票，B股把握在內部人手里，一股十票。為什么這樣處理？因為公司 后，股權被大幅稀釋，但只要把握了B股，公司的控制權還是牢牢把握在內部人手里，這是所謂的AB股。
我們發現大量創新型企業都在采取AB股這種模式，包括谷歌、Facebook、阿里等等。
阿里2021年為何去紐約 ？就是因為它采用的是合伙人制度，背后的邏輯就是AB股制度，同股不同權。
而當時香港不能被接受這種制度，所以阿里不得不跑到紐約 。
后來香港股市改變了它的制度，答應同股不同權的企業 ，很多創新企業，包括小米就是2021年第一個到港股去 的AB股創新型企業，還有像美團等等，都在港股上了市。
咱們國家的科創板出首次答應同股不同權的企業 ，把做長期投資的高管很好地保護起來，讓他們專注于創新。
股票的流動性
股票流動性太高，對創新是不利的。因為太高的流行性，使得股票的價差很小、成本很低、買賣股票非常簡單，這就會吸引大量短期的、快進快出的投資者，也可能吸引門口的野蠻人，給企業高管造成短期的業績壓力，不利于企業的長期創新。
所以，結論是，當公司的股票流動性非常高時，它對創新有一定的負面影響。
長期機構投資者對激勵創新很有好處。為什么呢？
因為相對散戶來說，長期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時間比較長，他們不是快進快出，賺短期回報，這就能更好地了解企業做什么，業績好不好；他們會理解公司，去公司調研，跟高管溝通，當他們發現企業在踏踏實實地做創新，一旦成功，市值就會上一個大大的臺階，他們就能對失敗更加容忍，就能更長期地支持這個企業。
金融分析師
我們通常認為金融分析師會給企業帶來很多好處，因為他們會研讀企業的報表、到企業做調研；他們也會給投資者薦投，甚至能夠發現企業的財務造假、金融欺詐等等。他們的工作，從方方面面減少了信息不對稱。
但是我和我的合作者發現，對于創新型企業來說，金融分析師會起到一些負面作用。為什么呢？
因為這些金融分析師經常會對企業下個季度的收益做猜測，而我們通過研究發現，假如公司披露的業績報表，沒有達到金融分析師的猜測時，經常會導致股價暴跌，這就會讓公司高管感覺到巨大的短期壓力，他們必須要想辦法讓業績達到分析師的猜測，這就會阻礙他們專注于長期的創新。
股權市場與政策
做融資的主要手段有兩個，一個是債，一個是股。大家仔細想一想，哪個更適合長期的創新呢？是債還是股？毫無疑問應該是股。
什么是債？
債權人把錢借給公司，他的收益是封頂的，所以債又叫固定收益。比如我買一個公司的100萬債券，說好了利率是6%。相當于我借給公司100萬，到明年你還給我106萬就行了，你公司做得再好，賺一億、十億也跟我無關，因為我不是公司的股東，我也不會關心公司的長期創新。
但是，股就不一樣了。作為公司的股東，只要我長期拿著股票，就會一直陪伴著這個企業的成長，我個人的收益也會隨之增長，支付結構上不封頂，這就很符合創新的特征。
所以，國家要想激勵創新，就應該大力發展股權市場，而不是債權市場。
但是很遺憾，由于歷史形成的原因，中國的金融市場主要還是間接金融為主，直接金融相對比較少，我國的社會新增融資，90%是債權融資，只有10%是股權融資。
你看工、農、中、建、交這些大銀行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中心也是反復強調我們要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包括成立科創板，為什么？
就是要更好地激勵創新。我和我的合作者用30幾個國家的數據來做對比，發現股權發達的國家，創新的數量、質量、原創性、通用性都要來得更好。而相對來說，我國的創新質量就比較差，尤其是對資本嚴重依靠的產業和技術密集的產業。
所以中心政策是對的，我們要轉變，要從間接融資發展更多的直接融資，來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包括科創板的成立，都是非常好的政策，也和我們學術研究創新激勵邏輯相契合。
還有一個，就是開放資本市場。我和合作者很近用40多個國家的數據發表了一篇文章，我們發現資本市場的逐步開放，是有利于技術創新的。
當然資本市場開放是有風險的，但是從激勵創新的角度講，我發現它能提高企業的技術生產率，能夠減少融資成本、加大風險的共擔，實際上，也對創新有一個正面的激勵作用。
很后，從宏觀的邏輯上來講？
要想激勵創新，我們需要有穩定的宏觀政策導向。大家知道，宏觀的政策對于微觀企業的影響實在太大了，政策對于企業創新的影響，與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相比之下哪個更大？
答案是，政策不確定性的影響更大。
要想激勵創新，就要給市場、給企業家們帶來連續、穩定、一致的政策，幫助他們應對長期的、高風險的、不確定性的創新過程。
總結
激勵創新需要容忍失敗的文化氛圍、需要正確的人力資源政策，需要不太積極的二級資本市場；還需要比較低的股票流動性，持股較長的機構投資者，還有不太高的分析師追蹤。
同時，國家還需要開放資本市場，很重要的是，需要穩定的宏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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