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者網前幾天登了一篇稿子：《子思：社會主義中國的“馬云們”到底是什么身份?》用了很多左派的話語，很后給馬云戴了一個“人民富豪”，“社會主義富豪”的帽子，在知乎引發了炸鍋效應。
這段時間阿里集團似乎新聞不少阿里合伙人蔣凡疑似出軌，違規輸送利益，被合伙人委員會取消合伙人身份，記過處分，降級以及取消上一財年的獎勵，阿里一位P8員工發文，表示自己因為在內網論壇「阿里味」質疑「花花董花花」微博被控評后，被公司單方面解除勞動合同，直接上了知乎日報。
而阿里集團在嗶哩嗶哩的官方賬號，也因為發布了《阿里橙點公益獎馬云寄語：用公益的心，商業的手段，科技的力量，幫助更多的人》視頻被瘋狂刷彈幕，40萬的播放量，被刷了7017條彈幕，9015個評論，也堪稱奇景了。
前幾名的評論區有：
是人民養活了阿里巴巴，不是阿里巴巴養活了人民
吸血鬼不怕十字架，但是吸血鬼怕錘子和鐮刀
一名程序員低調路過，看見你們的熱評，有點感動，大家還記得新中國的根
我們走后，他們會給你們修學校和醫院，會提高你們的工資，這不是因為他們良心發現，也不是因為他們變成了好人，而是因為我們來過。
此時一位揣著毛選的人路過此處
繼996福報后馬老板又語出驚人
非常明顯的表達了對阿里的不滿。
指的注重的是，這不是第一家企業因為996之類的問題陷入輿論旋渦了，這幾年國內有非常明顯的左的聲音上升的趨勢，這是和前十幾年有很大不同的，我并不喜歡上綱上線，什么東西都拿個毛語錄出來說話，但是毛語錄的重新流行實際上是民眾對于貧富差距擴大，以及對于福利依然稀缺的外向性反應，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假如我們注視一下自己：中國所處于何種階段，就非常清楚明白的看出來了：前幾十年中國主要精力在于做蛋糕，目前要求重新分配的愿望越來越強烈，而這種強烈，也是符合現在中國所處的位置的。
關于中國所處的位置，可以看之前所說的這篇文章：
談談羅斯托模型下的中國時代
在起飛時期，其突出表現在
大量的勞動力從第一產業轉移到第二產業
國外投資增加明顯加快。
國家出現若干個區域增長極
生產方法和生產技術急速轉變，新工業部門迅速擴張
新型企業家階層不斷出現，日益擴大。
利潤大部分用于再投資，人均收入大幅度上升
以這個標準判定，在中國，沿海城市的繁榮，大量吸收外資，農村的凋敝以及城市的繁榮，2000年以后陸續出現的馬云，馬化騰，雷軍之類的新型企業家，是歷史的必然，而不是偶然。
因此馬云這類人是歷史的產物，當然我們已經過了之前所說的起飛時期，根據一個國家所處的階段，未來中國會越來越依靠內需，這是一股不可阻擋的大趨勢，不管特朗普發動不發動貿易戰都必將如此，在同等財富下，一個國家的貧富差距越大，則該國的整體消費力越低，因此在走向成熟過程中，改善貧富差距問題，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更重要的是它是符合目前中國所處的階段的。
或許馬老板這次公益活動真的如馬老板所說，或許馬老板真的對錢不感愛好，但是可能對于絕大部分中國民眾來說，錢還是很重要的。
因此這次阿里問題以及前階段對于996問題的關注，并不是簡簡單單是那幾個公司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公平問題，只是借著阿里這個平臺的名義所以才來吐槽。
01
目前來看，我國和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上存在較大的差異，目前拉美國家以及東南亞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導致內需增長不振
新興經濟體從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的發展過程中，通常會伴隨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然而，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后，收入差距過大卻阻礙了經濟進-步增長。這是因為高收入人群邊際消費傾向較低，而低收入人群邊際消費傾向較高。在收入一定的情況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將導致總體消費水平降低，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不足會導致經濟增長失去內生動力。
這種情況典型的就是拉美國家，甚至聯合國拉美經委會也一度認為，“社會不公將會，在發展的強大動力中逐步消除”。
公共服務滯后導致社會沖突不斷
從低收入國家邁入中等收入國家，民眾對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下階層對社會公平、福利保障的訴求明顯提升，但國家還沒有足夠財力建設福利型社會，而中上階層對效率優先、確保產權的呼聲漸高，但國家又不得不加強再次分配來保障社會穩定。社會服務滯后于經濟發展，就簡單激化社會矛盾，導致社會動蕩頻繁。
產業升級受阻，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
從較低收入的中等收入國家向較高收入的中等收入國家邁進的過程中，出于成本考慮，中等收入國家往往會進行大規模的產業轉移。假如在部分產業轉移到其他地區的同時，沒有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實現產業技術創新，就會導致當地產業空洞化，失去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
泰國、馬來西亞是這方面的典型。這些國家的收入增長主要依靠外部因素(地域優勢、豐富的自然資源、外商直接投資、政府開發援助等，產業對經濟的推動力不足，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后，這些國家內生動力不足，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結構失衡導致易受外部沖擊
依靠少數幾個部門增長拉動整體GDP，是一個快速實現向上攀登的過程，但是這種攀登使得經濟結構嚴重失衡，厄瓜多爾就是典型，70年代厄瓜多爾開始依靠石油拉動經濟增長，以以石油為主業的礦業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由1970年的0.2%增加到1975年的14%，1980年進一步增加到21%，而同期制造業的比重則從19.5%降至8%，經濟增長完全依靠石油。當國際油價大幅下跌時，厄瓜多爾經濟增長就難以為繼了。同樣的還有委內瑞拉，伊朗。
內賈德當年在中東一頓亂操作，他能夠亂操作是和油價息息相關的。
我們來對比一下上述的一些國家的問題，中國做的好的是產業升級的問題，從中國制造2025，到很新推出來的新基建，中國在產業升級方面的信心是非常堅定的，哪怕是外部環境比較惡劣的情況下。
在貿易依存度方面，從2008年到2020年，外貿占中國GDP的比重不斷的下跌，截止到2021年，2021年中國外貿依存度約為33.7%。其中，出口依存度約18.1%，進口依存度約為15.6%。在貿易依存度方面已經大大改善。中國已經不像過去那么依靠于外貿了。
那么剩下的就是兩個大頭：收入分配問題引發的內需不振，以及公共服務滯后，而這次阿里爆發出來的事件以及在社交媒體上不斷提到的996的問題，就是這兩個問題的集中性體現。
經濟增長不可避免伴隨著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即所謂“效率”和“公平”問題，劉易斯、庫茲涅茨認為，在初始階段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經濟增長，這是和羅斯托的理論完美相符的，在經歷“庫茲涅茨拐點"之后，這種差距才逐漸縮小。
(庫茲涅茨曲線是指在一國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倒U型關系。隨著一國收入水平的上升，收入分配差距將趨于擴大，當經濟水平達到較高程度時，收入差距將開始縮小)
因此，過去的貧富不斷擴大，很大因素是因為效率和公平不能兼顧，是被迫的，那么當中國經濟已經過了起飛階段以后，必須重視收入再分配，這是符合經濟規律的，也是符合社會道德和正義的。
甚至連一向偏資本的《金融時報》也不得不說了一句
長期以來，主流經濟學家呼吁北京方面完善中國的市場機制，他們哀嘆私營部門在過去10年期間的倒退。盡管數年來中國政府提出了供給側提案，并再三承諾改革，但沒什么證據顯示，政府加大對經濟控制的趨勢有任何實質性的扭轉。
這不應該讓任何人驚異。從長期來看，中國的經濟增長也許確實能獲益于更強大的私營部門和更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然而，從近期和中期來看，這一做法無法解決中國經濟放緩的真正原因，或其對債務與日俱增的依靠。它也無法緩解COVID-19的經濟影響。
這是因為中國并沒有供給側問題，而是存在一個需求側問題，而新冠大流行加重了這一問題。此外，近年私營部門的倒退是中國根本層面需求側問題的后果，而非原因。
金融時報：《中國經濟增長只能依靠政府發力》
正如金融時報所說，“供給側”改革之所以遲遲不見效，是因為需求側出了問題了。而需求側出問題，是需要在需求進行改革，是需要促進社會公平的再分配，把整個需求市場做起來。
02
一方面，所謂的“錢生錢”的資本運作在前些年非常瘋狂，什么P2P之類的大家心知肚明，非法集資屢禁不絕，“錢生錢”的財富使得更多的資金向虛擬經濟集中，削弱了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實體經濟的弱化加劇了就業的壓力，使得資本收益大大超過勞動報酬的增加，成為導致貧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使得整個經濟脫實向虛。
另外一方面，資本與公權形成結合，侵害了人的價值和權利，過于迎合大資本，從而放松了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早些年有富士康接連出現十幾連跳，很近又有勞動者拒絕加班反被企業起訴賠償1.8萬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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